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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战国特别是秦汉时期，是骆越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骆越服饰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随着秦汉王朝相继对岭南的统一和大批中原人南迁“与越杂处”，中原地区的纺织技术和服饰文化也传入岭南地区，促进了骆越纺织技术和服饰文化的发展。其次是骆越地区的纺织技术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较大提高。到了秦汉时期，随着铁制工具的普遍使用，促进了骆越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骆越服饰文化的逐步发展，纺织和印染技术有了显著提高，无论是纺织材料的选择和植物纤维的提取技术，还是纺织和印染技术，都有了明显进步，其服饰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

  考古资料和史籍记载，为我们不难发现商周至秦汉时期骆越纺织业的发展和骆越服饰文化的形式、内涵及特点提供了依据。

  商周时期，骆越人纺织的“卉服”已进献商周王朝，驰誉中原。如《尚书·禹贡》中有“岛夷卉服”的记载。孔传：“南海岛夷，草服葛越。”孔颖达疏：“葛越，南方布名，用葛为之。”春秋战国时期，骆越人生产的质薄凉爽的夏布，已传入中原。

  1985 年10 月，考古工作者在武鸣县马头乡安等秧山战国时期墓葬（17 号墓）里，发现一块用麻布包裹的铜片[2]。该麻布质白，轻柔且有光泽，经测，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 根，结构细密平整，纺织工艺精致，这是骆越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麻布实物。从其麻布纱线纤细、分布均匀及经纬线紧密的结构能够准确的看出，战国时期，骆越的纺纱和织布技术已达到了较高水准，能够纺织出轻柔、细密的麻布，并且形成相配套的苎麻脱脂、提取纤维和纺纱、织布技术，并且已出现早期纺织机。

  秦汉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对岭南的统一和大批中原人的南迁，中原地区先进的纺织技术亦随之传入骆越地区，促进了骆越纺织技术的发展。1976 年，考古工作者在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中，发现了一批纺织品和纺织工具。其中陶纺轮14 件（在邻近的罗泊湾二号墓也发现6 件），形体有大小之别，可纺粗细不同的纱线。据该墓葬出土的《从器志》记录，纺织品有成匹的缯、布以及用缯、布制成的衣服和装载其它物品的囊袋。经鉴别，出土的麻织品原料有苎麻和，皆为平纹组织，有粗细两种。粗麻布用来制作鞋、袜；细麻布用来制作衣料。经广西绢纺工业研究所鉴定：麻织品标本（M1：550）支数在200S/1 以上，这是一种经纬线相当细密的织品，说明当时纺织技术的进步。丝织品主要是平纹的绢、纱衣料，十分纤细，经纬密度为每平方经线 根。在七号殉葬棺内还发现有许多黑地桔红回纹织锦残片，出土时颜色鲜艳，惜无法提取。其锦的原料应为家蚕丝。在一、二、三号殉葬坑棺内均发现有麻鞋和袜，鞋呈船形，头端两角尖翘，鞋帮面上涂有防腐用漆，袜穿在死者脚上，纹理较粗。墓葬里还发现一件漆丽纱帽，麻织品，外表涂生漆，呈青黑色，网孔稀疏，经纬度为每平方厘米经线 根。一同出土的还有麻绳、麻皮等织品。另外，墓葬里还发现梭、翘刀、纬刀、吊杆、调综棍、纺锤棒、卷经板、绕线棒、锥钉等纺织机的零件或梳纱工具[3]。在广西西林普驮西汉时期的墓葬里，也发现有丝质绢布或线缀成的“珠襦”。

  我国古代纺车可分为手摇纺车和脚踏纺车两种。最早是手摇纺车，源于战国时期，流行于秦汉。脚踏纺车是在手摇纺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手摇纺车驱动纺车的力来自于手工，操作时，一手摇动纺车，一手从事纺纱工作。脚踏纺车驱动纺车的力来自于脚，操作时，用双手进行纺纱操作，大幅度的提升了工作效率。纺车自出现以来，一直是最普及的纺纱机具，并长久地传承下来。而织布机的发展，经历了踞织机——斜织机——水平寇机的发展序列。踞织机又称踏板织机，是带有脚踏提综开口装置纺织机的通称。踏板织机最早出现战国时代。到秦汉时期，黄河及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已广泛使用。织机采用脚踏板提综开口是织机发展史上一项重大发明，它将织工的双手从提综动作解脱出来，以专门从事投梭和打纬，大幅度的提升了生产率，而且织出的织品结构紧密、平整。秦始皇和汉武帝相继统一岭南后，随着大批中原人的南迁，踏板织机也随之传入岭南及骆越地区。从骆越地区出土的麻、丝织品以及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织布机零件来看，当时已采用这种结构符合常理、纺织效率高的踏板织机。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看，秦汉时期，骆越人纺织的原材料除了前期提取苎麻、葛条、芭蕉、竹子、古终藤、勾芒木、吉贝（棉花）、桄榔须、蚕丝、树叶、楮树皮类植物纤维外，还新增加了蚕丝类，其中以麻、葛类织品居多，以丝织品最为精致、高贵。据《史记·货殖列传》云：“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其中的“布”属麻葛质布类，因麻葛布具有轻薄凉爽、透气透汗的特性，宜作夏衣，适合南方炎热的天气特征情况下穿着，故麻葛类织品一直流传不衰。

  骆越居住地气候炎热，而且主要是做田间劳作和溪河及沿海捕鱼业。人们为了适应亚热带天气特征情况和稻作、水中捕鱼生产，骆越服式具有薄、短、宽的特点，既便于水中劳作，又利于透气和透汗。据史籍记载，岭南越人流行雕题（纹额）、纹身、剪发、束髻、以布贯头、木履或跣足、短绻不绔、短袂攘卷、错臂左衽之俗。

  《礼记·王制》篇有云：“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雕题”即纹额，源于原始氏族社会的图腾崇拜，先民们通过将氏族崇拜的图腾纹于额上，作为氏族成员认同的一种标志，同时又表示对图腾的崇拜，希望得到图腾的庇护与灵性。这一习俗随着其民族的发展传承下来。

  关于越人流行的纹身之俗，史籍多有记载。《淮南子·原道训》云：“被发文身,以像鳞虫。”高诱注云：“纹身，刻体，内墨其中，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害也，故曰以象鳞虫也。”刘向《说苑·奉使》云：“彼越亦天子之封也……而蛟龙又与我争，是以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汉书·地理志》云，越人“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

  关于越人文身之俗的由来与用意，有多种解说，如美饰说、尊荣说、巫术说、图腾说等。东汉应劭曰，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是由于古代越人“习水”而避蛟龙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稻作农业是骆越主要的经济活动，而水中捕捞业在其社会生活中一直占有主体地位。无论是水稻耕种还是在江河里捕鱼，都是水中劳作，正所谓“陆事寡而水事众”。骆越地区的江河湖泽里，生活着种类非常之多的蛇、鳄类凶猛动物，人们长期在水中劳作，难免会受到伤害。而骆越地区江河弯曲，河道狭窄，水流湍急，深潭或礁石众多，人们在江河里划楫行舟，时常会发生舟覆人亡之祸。在万物有灵观念的作用下，人们便以为江河里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水神在作祟，进而把水神形象化——蛟龙。为了避凶趋吉，祈求水神的庇护，防止蛟龙的伤害，于是就在身体上文上蛟龙图像，使蛟龙以为是同类而不加害之。也有学者觉得，古代越人的“文身”是一种“标志型成人礼”的遗存。可见，文身是中国古代越族一种多功能的文化习俗，包含了部落标志、图腾崇拜和成人礼等多方面的文化含义。

  剪发，也称被发、劗发或断发，都是指剪短断头发之意，它与“椎髻”“披发”类似，是古代越人流行的发式，同样是为便于水中劳作。

  关于岭南越人的服饰形式，可以从相关史籍记载中窥见其貌。如《淮南子·原道训》云：“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指的是居住在九疑山脉（在今湖南与广西交界处）以南的岭南越人，日常从事陆地的劳作少而从事水中的劳作多，所以这里的民众流行短发文身之俗，在身体上纹以鱼龙形象；衣着只围短裙，不着长裤，以方便涉水游渡；着短袖衫或卷起袖子，以方便撑船使舟，这样的衣着习俗是基于长期的水上劳作特点决定。《战国策·赵策》云：“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指的是越人的装扮是披短发，刺纹于双臂，穿左衽衣（衣襟开口朝左）。《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亦云，岭南越人流行“顶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说的是岭南越人喜爱盘发为髻，以布包扎，流行穿着木履或跣足。

  另外，在广西、云南和越南出土的铜鼓上，还展示了骆越人在盛典上舞蹈的服饰。例如，在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西林普驮铜鼓墓、云南广南和越南清化东山等出土的石寨山型铜鼓的鼓腰上，饰有羽人划船和羽人舞蹈图像。羽人头戴高耸的羽翎华冠，身着紧身短袖衣，下着条块式长幅裙，裙之前幅略长过膝，后幅拖曳及地，裙边缀饰羽毛。众舞人双手前后舞动，双脚作行进状，动作整齐，裙翎飘逸，舞姿轻盈婀娜。这是目前难得一见的骆越服式的形像资料，殊属珍贵。

  综上所述，战国至秦汉时期，是骆越纺织技术发展的重要时期，先后出现踞织机和斜织机，植物纤维的提取和纺纱技术都有了新的发展，为结构细密平整、品质优良的麻布、丝绸的纺织创造了条件。随着骆越社会阶级的分化，其服饰也出现了分化，形成了官宦、权贵的服饰和平民百姓服饰的差异。而炎热的气候和“陆事寡而水事重”的劳作方式，促成了骆越的纺织品和服式薄、短、宽以及短绻不绔、短袂攘卷和短发束髻的特点。因图腾崇拜和水神崇拜，促成了骆越人雕题、错臂和纹身之俗。因此，这一时期，是骆越服饰文化架构形成的时期，也是骆越服饰文化呈现出鲜明地方民族特色的时期。其与当地自然环境、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经济生活方式、原始宗教信仰等相适应的服式、纹身、发式，以及较高的纺织技术、精致多样的纺织品和服式的贫富分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骆越服饰文化，并且对后来其后裔服饰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